余秋尚

在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图景中，边疆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与文化基因，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审美维度。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集“边疆、民族、山区”特征于一体，是边疆文学创作的沃土。周才金作为怒江大峡谷孕育的白族作家、评论家，其近三十年文学生涯所践行的，正是一条深植于这片沃土，同时面向时代与未来的创作道路。

多年的创作积累，周才金在《怒江日报》《壹读》《春城晚报》《民族时报》《云南日报》《边疆文学》《散文诗》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更在文字中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厚的“文学怒江”。他的创作，超越了简单的风情展示，成为民族文化主体性表达的自觉实践，为观察边疆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而深刻的样本。

周才金的作品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将怒江的自然表象与边疆人民的生命内在进行诗性融合，形成了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与现代美学三者交织的审美格局。

在诗歌创作上，周才金显露出对短章的精湛驾驭能力。这种偏好并非技巧上的局限，而是对边疆“简洁而坚韧”特质的美学呼应。发表于《云南日报》的组诗《等春来》，其中《月落大河》《寒梅》等篇目均未超过12行；发表于《民族时报》的《秋雨》与《故乡》两首诗，合计仅93字，却凝练地捕捉了深沉的哲思与乡愁：“一场雨/跑进另一场雨//一条河/涌入另一条河……游子走远/他的影子/落在故乡”。这种极简主义表达，恰如中国画论中的“计白当黑”，在语言的留白处，为读者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短促的诗行仿佛怒江峡谷的地貌，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中，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势能，实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在散文创作方面，周才金的作品浸透着深沉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期待。《茶马古道铃声远》一文，通过对清末爱国官员夏瑚平息“白汉洛教案”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度还原，展现了边疆作者可贵的历史自觉。文章起笔于一场诗意的大雪：“像棉絮一样的雪，像芦花一样的雪，像蒲公英一样的雪，漫无边际地飞舞……”旋即由景入史，将个人思绪放飞至“丙中洛怒族的千年风雨际会里”。这种将个人情思与地方宏大历史融为一体的笔法，使其散文既是对过往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民族文化未来走向的殷切寄望。读者在其文字中，能感受到一种或扼腕叹息、或忍俊不禁、或会心一笑的复杂审美体验，这正是历史叙事成功引发共情的标志。

在文学评论方面，周才金的作品有批判锋芒与清醒的问题意识。他精准地剖析了怒江文艺评论界存在的“六多六少”现象，如“颂扬点赞多，批判研究少”“相互评论多，名家介入少”等。这体现了他作为评论家的职业操守与学术勇气。针对此，他在《文学评论写作的意义》中提出，应通过组织座谈会、研读会，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讨论乃至辩论，以此激发思想的深度。这与唐代文论家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推崇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辩证思维异曲同工，强调只有超越表象的赞美，深入内核的辨析，才能实现批评的真正价值。

作为怒江州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一员，周才金通过组织活动、培养新人、构建理论等方式，积极营造健康的评论生态。他坚决反对评论沦为“集体的、廉价的点赞”，强调必须有“善意的提醒与深入的探讨”。这一观点深得要领。诚然，需要向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致以敬意，但如果文艺评论只剩下掌声，便丧失了其“剜除烂肉，培育新花”的塑形功能。他所倡导的是一种基于学理的、平等的对话性批评，旨在推动怒江文艺形成自我审视、自我革新的内在动力。

纵观周才金的文学创作，无论诗歌、散文还是评论，其精神轴心始终是“怒江”。他如同一位忠实的文化守夜人，以文字为灯火，照亮了家乡的山水、民族的故事与读者的心灵。他的诗歌，赋予怒江以“骨”：一种盛大、坚韧、壮阔的精神风貌；他的散文，生长出怒江的“肉”：鲜活、细腻、温暖的生活肌理；他的评论，则熔铸了怒江的“魂”：在跋涉中珍视，在期待中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