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康

在独克宗古城“甸寨卡”红色民居文化陈列馆的一个玻璃柜子里，我见到一只铜瓢。铜瓢手柄厚实，瓢身凹凸。我可以肯定这只铜瓢曾无数次与生活的尖锐、坚硬发生过碰撞。它是一根硬骨头。动荡生活的撞击无法夺去黄铜朴实的光亮，在虚实之间，铜瓢一次次舀满又清空。最后，当我隔着橱窗与空空的它对视，我知道，其实瓢身里注满了故事。铜瓢原本没什么奇特之处，但旁边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 “给贺龙军团长刚出生的女儿贺捷生送牛奶的铜瓢。”

陈列馆主人、我已去世的表叔赵嘉林是从他母亲孙八妹那里得知这只铜瓢注满了红色的。孙八妹是我外公孙大旺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后来，某次拜访表叔时，他将这个记忆片段讲述给我。这个过程仿佛用小铜瓢从大水缸里舀水，然后倒进一个更小的碗里。那是1936年春夏之间，高原依旧寒冷，中甸城边的高山，顶上仍有积雪。在赵家做丫鬟的孙八妹听到家主赵阿印（赵嘉林父亲）吩咐家中男仆，要男仆给驻扎城外的红军送一些新鲜的牦牛奶，说是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月光之城独克宗的中心寨子围着大龟山而建，山下有清泉涌出。清泉前是月光广场，广场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心镇公堂，现在是中央宣传部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自1984年创建，经多次改造，是月光城的一笔鲜亮红色，向南来北往的来客展示迪庆藏族自治州厚重的红色文化。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散发着红色的雪域之光，而这光芒在整个迪庆州此起彼伏。迪庆州党史办的老师为我提供了近年迪庆州革命遗址的普查数据：迪庆州现有革命历史纪念设施48处，其中香格里拉市33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11处、德钦县4处。这些革命遗址里保存的故人和往事，如同星光，照亮前行的夜路。

我在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见到了赵阿印的简介：赵国富，字如舟，藏名阿印，清光绪八年壬午年（1882年）生于中甸县独克宗古城一个商贩家庭，幼时读私塾，青年时代从商于丽江、鹤庆、下关、康定、西昌等地，热心公益，素以长厚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从商务农直至1964年逝世，享年83岁。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北上抗日，途经中甸（今香格里拉），藏族商人赵阿印在陆云鹤（贺龙的随身翻译、向导）的引荐下，有幸多次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将军。在红军的教育指引下，赵阿印积极为红军筹办粮草，护理伤员，组织民众为红军顺利通过作出了贡献。

简介右方的照片里，赵阿印头戴狐皮帽、身着长袍马褂、手拿长烟斗、扶膝端坐。影子落在他左侧。一面土墙作为背景，看不出是在何处。独克宗古城的藏房，由泥土夯筑而成，保留了泥土的自然原色，朴素祥和。但配图文字的字里行间，却深藏着战火、烽烟和号角。茶马古道的缓慢岁月，雪域高原的水乳大地，红色文化开始慢慢浸透，成为重塑这片山川的另一种雪域之光。

“1936年4月25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经过四昼三夜的抢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北上中甸。”这是简笔的史书，清淡得像注入太多水的墨汁。红军长征博物馆里的一段文字为这段红色历史增添了许多细节：“1936年4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下，在沿江5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北上抗日。途经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7个乡镇，在境内行程405公里，发生了两次战斗，翻越了3座雪山，先后停留休整了19天。5月2日，贺龙应邀来到噶丹·松赞林寺，说明了红军经过中甸北上的意义，阐释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希望噶丹·松赞林寺帮助红军，并向寺院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

我们都在历史的叙述中，作为讲述者和被讲述者，呈现事件的影响。我时常想，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中甸时，我的外公孙大旺在做什么？1936年的春天之后，继续在独克宗古城和金沙江边来回奔波的赶马人孙大旺，是否会想起那支叫红军的队伍？在离士旺村不远的渡口苏普湾（属丽江）和渡口木斯扎（属香格里拉），以及沿江的其他四个渡口，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中甸。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爱护民众，红色军旗鲜艳得让人激动。红军去了哪里？他们会回来吗？

1961年，孙大旺病逝。一个火塘渐渐灭了，有关祖辈所有的爱恨往事，都化为山川的云泥和亲人们记忆的星火。茶马古道也渐渐沉寂，慢慢荒芜了吧。有一次我向大姨问起外公的死因。大姨说你外公是共产党员，去石鼓开会，摔倒后伤到肺，留下了病根。又过了很多年，有一次和表姐聊起家族往事，表姐说她小时候见过一个党证，上面有孙大旺的名字，可惜当时没有好好保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我的外公没能赶上的好时候，他的子孙遇到了。如今，在外公孙大旺曾经生活的士旺村和他的故乡独克宗，变化日新。月光叮当落地的马帮之城里、暗含金沙的浩荡大江边，随处可见红旗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