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芝健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必须直面审思、切实着力见效的重大基础工程，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确保“十五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有效落实，仍有一些难点堵点需要解决。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探讨改革举措，探索创新路径，有利于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创新，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提供坚实保障。
在直面社会治理的堵点难点中攻坚克难
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城市是个有机体，是有血有肉有风骨有灵魂的生命体，是一个历史传承与更新发展的复合体，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如何更好体现人民城市理念？如何更加切实、更具体地将人民城市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治理、城市安全、城市更新、城市生息、城市生态等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需要在理念创新、观念更新上，进一步克服思想障碍，力戒盲目乐观、畏难迟滞、利益固化等带来的认识偏差，更好坚持和实现人民至上、系统观念、历史眼光、全球视野、未来追求的有机统一。
治理信息上的局限。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各种治理主体和客体以及相关主体之间信息流的高效准确交换，政府与公众、政府部门之间、基层自治组织与自治单元成员、社会成员之间客观上存在信息源、信息获取渠道和方式、信息量差（数量和质量）、信息时差位差等不平衡不充分、信息流通不畅现象，导致在实时反映、准确判断、正确决策、有效应对等方面出现滞后。布局和升级智慧治理大数据系统，能够避免数据孤岛、清除信息共享障碍、拓宽群众参与渠道，畅通信息反馈路径。
体制间隔上的掣肘。高效能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面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基层治理格局，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末端治理如何增强治理合力？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加强涉及社会治理各部门之间的条块整合，强化和实化党建引领力，健全和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进一步明晰条块职能、岗位职责，解决职能转变上的不彻底、功能发挥上的不充分、效能实现上的低质效等问题。
基层力量上的短板。街道、社区治理力量囿于员额编制、经费限制等资源配置局限，存在基层力量薄弱，难以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和复杂矛盾。亟须化解治理一线人员不足、治理专业能力存在短板、公共服务供给乏力、公众参与不够充分等难题，加强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队伍建设，根据治理单元实有人口和治理复杂度配足建强队伍，克服能力培训、绩效考核中的形式主义，在社会治理有序参与实践中增强居民自治力、个人自律力、参与获得感和满意度。
科技武装上的不足。市域社会治理如何有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亟须克服区域、行业、条线等跨界治理系统的交互共享障碍，需要在建设成本分担、接入权限、数据信息流可靠安全等方面进一步清障，推动AI技术在基层治理的应用场景中落地运行，促进精准治理。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处理中心如何运用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支持，如何在布局发展低空经济的同时考虑低空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治理公益需求和共享性等，这些都是需要供需双方共同思考破解的现实课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增强社会治理创新力和整体效能
强化党建引领力。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增强社会治理创新动力。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力，破解在党建引领上口号化形式化倾向，实化党建引领体制机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资源配置沉底、工作点位前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和治理体系，在社会治理中增强思想引领力、法治保障力、道德滋润力、价值导向力、利益平衡力、矛盾化解力、风险控制力、技术支撑力。
强化法治保障力。加强社会治理地方立法工作、普法工作、执法工作；强化社会治理法治思维，善于运用法治手段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各类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安宁稳定；创建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示范城市，持续开展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力和法治指数测评，增加社会治理法治力和法治指数在高质量法治考核中的权重；组织实施市民、党员、干部法治素养提升工程，全面考察党员带头守法率、干部依法履职尽责率、市民全员守法率，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确保每一次调解，既是一次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又是一次法治教育和境界提升，使治理法治化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品牌。
强化科技支撑力。全面提升城乡智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用高科技赋能社会治理高效能，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优质率。有组织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建设，实现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建立统一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整合各部门数据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治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舆情引导；针对就业创业、劳动关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物业服务、家庭邻里关系等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的敏感领域和风险源，健全完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增强社会矛盾纠纷风险预警能力，及时发现和化解潜在的社会风险，防止矛盾激化，提升偶发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防止小纠纷演变成大矛盾，预防重大突发事件及其次生危害的发生。
强化基层自治力。全面贯彻党关于基层群众自治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自治基础；加强党领导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探索网格化治理升级版，克服一些地方“书记项目”中的形式主义弊端，推动社区党建领治、居民自治、市场助治、全面法治、持续德治、全域善治有机统一；在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的具体参与中，增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民主集中制的实际体验，构建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格局，增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促进区域公共服务、矛盾调解、公益慈善等全面提质增效。
强化典型示范力。组织力量研究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先进典型、优秀案例和成功经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中国故事。系统研究市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宏观治理和微观治理创新举措、实践成效、经验启示，通过典型引路，阐释新思想伟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心理建设和社会心态调适，增强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正确引导利益表达、心理预期、价值判断、情绪宣泄，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与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整体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苏禾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