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福全

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普家河边》（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对深度贫困地区乌蒙山区的扶贫工作进行了深度介入和抒写，是青年作家杨恩智对自己驻村扶贫工作经历的深度挖掘和提炼。

小说以市科协派驻普家河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张德伟驻村开展扶贫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所做所为为主线，普家河村的地域环境、风土人情、村情民意、人文景象……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渐次呈现出来。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没有回避当下农村生活的种种乱象，也没有回避乡村治理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和弊病——普家河村的副支书违反村“三委”人员及其家属不能纳入贫困户的政策规定，将自己的儿子纳入贫困户并申请建房补助；本是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补助款，因故被列为危房改造补助项目，但真正的一些贫困群众却既没有安全住房又不能享受危房改造补助政策；村组干部长期明里暗里冒领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致使一些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有名无实；老实本分因学因病致贫的人家没有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故享受不到国家扶贫政策，而好吃懒做的人却反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工作中的各种繁复表格、数据、档案的反复收集和填报，消耗了基层工作者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普家河村的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用水短缺，导致外来的媳妇因为没水洗澡而丢下丈夫和孩子改嫁他乡；村组公路保通质量不高，还有不通公路的村民小组；农业产业发展滞后，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状态……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德伟带领驻村扶贫队员，协同乡村干部为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千方百计想办法，各尽所能，通过各种途径协调争取项目资金，为普家河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这个过程，尽管是在为普家河村的村民办实事、办好事，却面临着诸多麻烦和阻力：一些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一些村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村民故意出难题刁难，一些村民贪小便宜，缺乏大局意识……项目的实施，工作的推进，都在挑战和考验着乡村干部和扶贫队员的工作能力和智慧。

小说以灰色幽默和黑色幽默相互融合的叙事风格，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做基层群众工作的生动有趣场景。在这些场景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当下乡村社会衰落的种种镜像，比如，一些村民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一些村民对丑恶的麻木和集体旁观……在这些镜像里，我们也看到了扶贫干部的责任和担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止于完成工作任务，在看似嬉笑怒骂、打诨插科和斗智斗勇的过程中，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扶贫工作者的良苦用心，展示了扶贫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也让我们看到扶贫工作者对农村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正是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怀，让故事中的人物有了鲜活的灵魂、鲜活的性格，有了血肉和情义，也有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从而使小说的叙述节奏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故事的推进变得饱满、丰富起来。

作为一部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在扶贫第一现场见证并参与了这项历史性的工作，小说中对扶贫政策、扶贫措施、方法步骤和目标任务的把握，都具有明显的客观真实性，对各级各部门的扶贫工作者、扶贫工作的参与者的工作情况和心理状态进行了现实关照和真情书写。小说的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和浓烈的乡土气息，为故事的结构和展开营造出了强烈的现场感和代入感。可以这样说，《普家河边》讲述的扶贫工作，就是深度贫困地区蒙山区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是一部具有地域特征的扶贫工作写照，是一部特定时代背景下特定区域扶贫工作的样板。

当然，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记录和发现社会进程中被忽略和忽视了的一面，让事物呈现出本来的样貌。正如作者在小说中写到的，普家河村的扶贫工作仅仅是做了一些面上的事情——普家河村的水、电、路通了，村民有了安全住房，产业发展有了新途径，“两不愁三保障”有了根本性保障，但这只是解决了物质贫困方面的问题。要让农村“活”起来，让农民“活”起来，让乡村自身产生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关键还是在人。于是，张德伟在普家河村谋划了一个预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座谈会，邀请了普家河村所有的精英人士参加，包括普家河村在外面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打工的有识之士，留在普家河村的能人代表，不同层次的学生代表，村民小组长，以及市里、县里、乡里的有关领导。在这个座谈会上，要号召普家河村的人摒弃“等、要、靠”的思想，树立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将能动员的力量动员起来，让普家河的这些人形成一种共识，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出力的出力，能出策的出策；该盘娃娃读书的，都狠命地盘娃娃读书；能带动他人致富的，都用心用情地带动起来”。

小说的结尾，座谈会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因村里独居老人侯万发的突然失踪而不了了之，这似乎暗示了普家河村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不过，作家是存在的勘探者，一部小说不可能断言任何东西，而是探询和提出问题，探寻存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看似不了了之的结尾，实际上给普家河村的未来留下了更为广阔的展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