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富民坝子太小，四面青山环绕，螳螂川如玉带一般，蜿蜒划过小坝子。富民的巍巍青山以其雄浑铸成了富民健儿的英雄豪情，富民的悠悠螳川以其灵秀赋予了富民赤子诗情画意。于是，富民既有爱国如爱家、精忠报国的英雄，也有蕙心兰质、璞玉浑金的骚人墨客，更有敏锐执着、超凡脱俗的艺术大师。

美术家廖新学和摄影家杜天荣就是其中的翘楚。

2006年4月，云南省委召开云南“四个一批”文艺人才座谈会和表彰会，李广田、袁晓岑、杨丽萍等32人获“云南文学艺术卓越贡献奖”，富民籍美术家廖新学和摄影家杜天荣名列其中。 只是，两名大师均已去世多年了。

廖新学1900年出生于富民永定，8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他只好替人放牛糊口。放牛间歇，他常用树枝或石头当画笔，以泥土地面或沙滩为画纸学习绘画；又用胶泥土为原料，捏塑各种动物和人物。年复一年，少年廖新学展露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1919年，他离开了心狠的东家，步行到昆明学画，在“如真相馆”做学徒，拜李鸣鹤先生为师学习西洋画和雕塑。1933年，廖新学到了法国巴黎学习西洋美术。他住地下室，节衣缩食苦学多年，获得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专科毕业证，于1948年回到祖国。

杜天荣1928年出生于富民县赤鹫镇阿纳宰山村，七岁时便失去双亲，随姑妈生活。14岁时，表兄周天铎创办了昆明千秋摄影室，迫于生活的压力，善良的姑妈就让侄儿杜天荣到千秋摄影室工作。杜天荣从暗房洗印技术开始学习，他被摄影这门新兴的艺术所吸引，很快便热爱上这将伴随他终生的事业。他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很快便熟练地掌握了摄影暗房的洗印技术，由于他洗印技术过硬，交到手上的工作常能尽快做完做好，这样他就有时间参与到摄影的学习中。

廖新学和杜天荣两人虽然相差近30岁，但他们曾有过交集。1948年，由于千秋摄影室停业，杜天荣受廖新学之邀，到廖新学创办的新云南照相馆担任暗房技师的工作。由于廖新学、杜天荣两人是同乡，杜天荣在工作之余，有时也会随廖新学外出画画，并在廖新学的指点下，学到了一些素描和绘画知识，也曾留下一些习作。云南解放后，新云南照相馆公私合营，廖新学到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创建艺术科，杜天荣到蒙自协助该县成立了“新中国照相馆”。1954年，昆明市市长潘朔端亲自签发委任状，任命杜天荣为昆明市美术服务部副经理。

作为海归美术家，廖新学在留法期间就已经誉满欧洲美术界。他曾9次荣获法国春季沙龙的金、银、铜奖。多个作品被收入“巴黎博览会”展出，铜制“少年头像”还被法国邮政选作明信片。西方美术界评论他“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画家”，称他为“中国美术家的奇才”。但是赤子的心总是连着祖国。廖新学在法国15年，曾有人问他想不想入法国籍，他很干脆地说：“我是中国人，不入外国籍！”临回国时，艺术界朋友不解，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爱巴黎，可我这个放牛娃更爱我的家乡！”

艺术来自于生活，离不了生活。只有深入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才可能成为优秀的、经典的、伟大的作品。作为螳螂川养育的赤子，他们的艺术作品大多是深入乡村、投身自然而创作出来的。他们留下了许多以描绘家乡、反映家乡为主题的优秀作品。廖新学有一幅油画作品《海埂》，就是他带学生到滇池边写生时边讲解边示范而创作出来的。无独有偶，杜天荣也有这样的一组作品——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滇池怀旧》。他们还留下了许多春耕、插秧、麦收等等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新世纪已经无法复制，他们用画笔和相机，为云南，为昆明书写了一部断代史。

他们，一个是第一任云南省美术协会主席，云南现代美术的奠基人，云南新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一个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云南分会筹备组组长，云南老一辈摄影家中的翘楚。他们对云南艺术事业的贡献，越来越被后人所认知和肯定。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因为它们具有超前性和永恒性。我们面对新的时代，观念更新固然不可缺少，可提升人的品性，培育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必经之途。那些速朽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只能从传统文化的经典中汲取养分和力量。斯人已逝，对于廖新学和杜天荣这些家乡的艺术大师，名利对他们来说，已无任何意义。他们，犹如那伶俐的百灵鸟，栖落在故乡的枝头歌唱；他们的作品，已经、而且一直在云岭大地延续着他们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