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艺

黄晓萍的报告文学《阿佤法官鲍卫忠》，讴歌的主人公鲍卫忠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优秀青年法官，他实干担当、一心为民、兢兢业业，倒在工作岗位上，英年早逝。作者通过深入采访和文学书写，为我们了解鲍卫忠同志事迹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阿佤法官鲍卫忠》成功地书写了佤山儿子鲍卫忠壮丽的一生。在作品中，我看到了鲍卫忠黝黑的脸庞，爽朗的笑容，敦实的身体在字里行间走来，他用满腔的赤诚和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法治建设，把美好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人民的司法事业，他忠诚信仰、严于律己、一心为民、清正廉洁，无数次行走在沧源阿佤十六个山崖崎岖山路上，把一份份法律文书变成实实在在的公平公正，用爱融进百姓心里，用心维护边疆的和谐，用情赢得群众信任，用忠诚捍卫司法尊严，他是伟大时代的优秀代表。

《阿佤法官鲍卫忠》始终紧扣边疆、民族和时代，心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叙述佤山“一步跨千年”“直过”惊人一跃的历史进程中，佤山人民从传统的“习惯法”的社会管理状态，跨入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佤族人民当家作主，一代又一代少数民族司法干部的成长，鲍卫忠的事迹为这个时代赋予了崭新的意义。《阿佤法官鲍卫忠》是“守正创新”的一次成功写作。“守正”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更是对于那些经历了时代沧桑仍旧焕发光彩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的延续。特别是专章叙述父亲鲍光明的优秀品质和良好家风，对鲍卫忠的影响，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汲取民族的智慧，传承传统的力量去更好地理解当下。作者把它“创新”在作品中，用现代的艺术经验，融合当代人的精神情感，给予它们新的生命和活力。

我一直认为，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它是从实际中“走”出来的，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是从与写作题目和主人公相关的群众中“走”出来的，当然“走”出来的前提是必须先“贴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而不能走马观花，不能浮光掠影，而是必须深入采访，通过走，才能走进主人公的内心，才能了解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事。

因此，我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想象着佤山十六山崖的路并不是那么好走，然而作者不辞辛劳的采访，是十分辛劳的，她在“走”沧源的路上获得大量的素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识提炼升华，给我们展现了鲍卫忠深入佤山，以种种方式现身说法，以身作则，身先垂范，在阿佤山乡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在大大小小的执行案中，特别是处理那些影响民族团结、同胞团结和家人团结的案例，开动脑筋，善用智慧与处事技巧化险为夷，用心用情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会发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体里，都包裹着一个不普通的心灵。作者用温情的文字让我们触摸到了书中鲍卫忠及许多人物朴实而纯洁的心灵。如果作者不深入佤山走进鲍卫忠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采访，也不可能真实地得到相关素材，就不可能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情感的力量使鲍卫忠作为重点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形象便站立在我们的面前。作者还兼顾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比如父亲鲍光明、妻子周红，还有年轻的书记员陈美红等，让每个人物形象都可以在作品叙述空间里得以立体呈现。就连书中的小人物也没有符号化、脸谱化，那些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普通的人物形象，比如那个“50多岁抽着烟在院子里喂猪的佤族妇女”被作者刻画得性格立体丰赡、形象鲜活生动。

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周红寻找鲍卫忠当年曾以一首佤族古歌打动自己的录音磁带时的描述，它让读者感到了一种细节美和悲伤美。作者这样写着：“因为搬过好几次家，这盘磁带早就被法官自己‘判决’了。何况那种磁带已落伍，让它发出声音的电器都成了怀旧物件。我赶忙阻止周红继续翻找，拿话岔开。周红依然一个劲流泪，不停地翻寻，她哭那盘磁带，还有那个录磁带的人。找不到磁带，还是翻出了浪漫，当年的一张合影。背景是小乡街，静物是一座小桥，两个还没长醒的少男少女都在笑，却是各朝一边不对眼，两人身子中间空出一大截，能瞧见桥下的水。他们一个对着远山笑，一个对着近水笑，手都没握在一起，像一对互不相干的路人，这是历史的见证，还有那个时候小乡街的风情，它的珍贵在于自然。两张笑脸毫无矫情，淘气如小儿女，与山水合拍。”黄晓萍这段文字，把一幅幅传统而伤感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心动而温暖，却又沉甸甸的。

《阿佤法官鲍卫忠》这部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把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把阿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物质变化和精神面貌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