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官敬

近年来，随着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推进，基层需要开具的证明大量“瘦身”，但仍然存在诸如“近亲属关系”“政审证明”“贷款证明”等“超纲证明”，加重了基层压力和无谓烦恼。

“超纲证明”，开与不开，选择背后是两难。一方面，类似证明缺乏政策依据，甚至存在法律、责任风险，一旦开了可能让村（社区）担上连带责任。另一方面，证明虽小，现实中却是群众办事的必要程序与环节，如果不开，直接关系到群众办事的获得感，甚至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信息时代，“超纲证明”难逃甩锅推责嫌隙。网络信息技术发达的背景下，许多信息可以一键查询，还有诸如户口簿、出生证等权威性证明，明明可以替代不必要的证明，为何偏偏还让基层再证明一次。这折射出个别机关单位或组织不愿担当、不敢担责的扭曲作风。

给“超纲证明”念好“紧箍咒”，各机关单位与上级组织应加强信息沟通、打破壁垒，让信息多跑路、服务在前头，压缩办事流程、减少证明环节，能替代的替代、能不开的不开、能查询的查询，坚决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腿，把更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上。同时，还应建立健全基层开证明机制，厘清证明清单，明确基层证明的责任范围，防止少数机关单位或上级组织以证明为由甩锅、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