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 杜子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真理力量”与“文化力量”的双向赋能，二者在价值立场、实践路径与理想追求中蕴含深刻的共通性，奠定了融合的深层逻辑基础。探究二者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既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文化传承的时代命题。

何以必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意义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性和发展性为鲜明特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将二者结合起来，体现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现代性诠释与激活，如儒家“仁政”思想中的民本内核、道家“天人合一”理念中的生态智慧、墨家“兼爱非攻”主张的和平追求等，均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框架下得到新的阐释，萃取思想精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突破历史局限性，转化为服务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这一结合既可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也可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充分彰显其重要价值，实现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统一。

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生长的深层文化土壤，二者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既可强化其实践品格，又可推动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本土化的表达方式与话语资源。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播到中国，与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要经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它进行中国化的解读和提炼，以获得大众的心理认同。其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革故鼎新、开放包容等智慧，为马克思主义冲破经典文本的局限，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这一结合不仅是形式上的“文化包装”，更是内容上的“基因互补”，使马克思主义在保持科学性的同时，吸纳本土文化的智慧精髓，进而形成更具时代适应性的理论形态。

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把握文明发展方向的重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分析与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提供了“金钥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等，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二者的有机结合，既保持了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又激发了文明创新的时代活力，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有“根”的深厚，又有“魂”的挺拔，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共建共享的精神力量。

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契合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双向奔赴。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一论断推翻了“英雄史观”，确立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根本立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重民”“贵民”为主要脉络。从《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纲领，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价值排序，再到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警世之喻，始终贯穿着对民众主体地位的深刻认知。“以民为基”的理念，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的立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二者对人民的重视，构成结合的价值基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理念的辩证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其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标志。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到共产主义的构想，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改造世界”为导向，实践性是其显著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理念贯穿“经世致用”的实践智慧，从《尚书》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朴素认知，到朱熹“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的理学阐释，再到王阳明“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的“知行合一”论，中国哲学一以贯之强调“知”与“行”的不可分割性。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非简单的“言行一致”，而是强调“真知”需以实践验证，“真行”需以“真知”指导，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观点高度契合。二者“知行合一”的理念跨越时空，共同为人类的实践性探索提供了思想指引。

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社会”追求的终极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这一理想强调创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消灭产生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形成与共产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彻底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同样承载着对和谐社会的向往。《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描述，勾勒出无剥削、无压迫、人人共享的社会形态。其“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人人相亲”的伦理追求，与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目标形成深层精神共鸣。

站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新方位，我们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照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路，提炼其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更要以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赋予其更具生命力的本土表达。

（作者单位分别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潍坊护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