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欢
生生哲学根植于《周易》“生生之谓易”的动态创生逻辑，强调万物在不断自我更新、循环演进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生生哲学与唯物史观深度融合，可从“本体论支撑”“实践论创新”“价值论升华”三个维度实现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驱动。
创生本体：生生哲学提供新的文化生命体存在的哲学根基
生生哲学蕴含“不息—日新—一体”等价值内核，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着存在论的哲学支撑。“不息”赋予文明连续性。生生哲学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孳生不绝”的运动特质，投射于文明层面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延续力。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其以“穷变通久”的忧患意识应对历史挑战，使文明基因在朝代更迭中持续代谢更新。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荡中，这一连续性升华为“自觉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以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捍卫文明根脉，使中华文明从“自然生长”转向“自觉赓续”，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历史正当性。
“日新”呼应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生生哲学中“革故鼎新”的思想结晶与之内在契合。二者的结合，既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历史必然性的支撑，又赋予其价值规范性的引领，使新的文化生命体既能扎根传统，又能面向未来。这种发展规律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哲学依据，使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自我更新机制更具辩证适应性。
“一体”构建辩证统一的生命结构。生生哲学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的统一。在唯物史观框架下，这体现为“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物质生产解决“吃穿住”的自然需求，精神活动则为之“颁布真善美法则”。新的文化生命体需立足这一逻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安身基座”，将制度、道路、理论整合为有机整体，从而实现“自然生命”向“文化生命”的跃升。
化生实践：生生哲学指引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转化机制
“守正创新”激活文化主体性。生生哲学蕴含“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主体性。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荡曾冲击“自然的文化主体性”，但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宝库，使古代“民本”思想升华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传统“和合”思想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这一过程既保存了文明“本我”，又塑造了符合现代语境的“新我”。
“和实生物”促成文化辩证性。“交而通，通而和”的生生逻辑，指引文化生命体在开放包容中实现对立统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求同存异”理念下，对内融合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元素，形成多元一体的精神谱系；对外在抵制文化霸权逻辑的同时，批判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突破地域性局限。例如，将契约精神与中国“信义”伦理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规范，彰显“和而不同”的辩证智慧。
“共生共荣”强调文化共存性。生生哲学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思想传统，为思考文明间性提供了重要参照。它强调文化的共存性，与共产主义人类自由解放的文化理想相契合，赋予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世界历史定向。当“共生共荣”的古老智慧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方案，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工具化和单一化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从“地域性文明的创造者”跃升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者”。
共生价值：生生哲学涵育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明意义
生生哲学通过“善—美—和”的价值升华，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突破现代性悖论提供思想智慧，在文明对话中涵育其文明意义。生生之“善”铺陈文明底色。“性善论”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主张人具有“善的潜能”，可视为人类生命中“生生之力”在道德层面的体现，这与“人性恶”预设衍生的博弈之力截然不同。新时代场域中，现代化将“善”的基因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之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之善”、和平发展的“国际之善”，引导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善”为重要底色，从而使其成为“滋养灵魂的日常存在”。
生生之“美”升华文明境界。“太和”是生生哲学中蕴含的重要美学理想，体现万物和谐共生的秩序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设计中，这一理念贯穿始终。政治上，“集中统一”与“民主协商”趋于平衡，“一国两制”创造性实践得以实现；经济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动态协同；生态上，“绿水青山”理念承袭“天人合一”宇宙观。
生生之“和”启发文明未来。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生生哲学为人类文明提供“和谐共生”的存续智慧。在文明发展维度，新的文化生命体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具体实践交汇。经济上，倡导“互利合作”取代“赢者通吃”；安全上，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促进国际安全合作；文明对话中，以“包容性”破解“文明冲突论”。系列实践使中华文明从“民族复兴”升维至“人类文明革新”，使生生之“和”的传统智慧在更大的人类历史舞台上传递力量。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