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权

据报道，近期内蒙古、青海、广西等多省区陆续推进公文抄袭问题专项整治，直指行政作风的病痛。但要根治公文抄袭，仅盯着“抄没抄”不够，更要从源头破解“为何要抄”的困境。

公文抄袭的危害远超文字层面的敷衍。作为上传下达的治理载体，公文本应精准反映实际情况、传递政策意图，一旦沦为复制粘贴的产物，政策针对性便会荡然无存。更严重的是公信力损耗，公众从错漏百出的公文中看到的，是部分公职人员对工作的漠视，对治理责任的推卸，这种隐性伤害比文件本身的失效更难修复。

抄袭之风表面是作风问题，深层是发文机制的冗余之困。不少基层干部坦言，有时一天要应付十几份文件撰写任务，其中不乏内容重复、意义不大的“留痕式”文件。当发文变成硬性指标，当完成数量优先于内容质量，套模板、拼素材自然成了省时省力的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会将严控文件数量作为首要条款。

根治公文抄袭，需在质、量两端同时发力。在质的提升上，仅靠事后追责不够，更要建立全流程审核机制，明确公文起草、审核、签发各环节的责任，让抄袭行为无处遁形。同时要强化干部能力培训，通过调研实训提升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的能力，让干部有底气写出贴合实际的公文，而非只能依赖“拿来主义”。更关键的是在量上做减法，破除文山之困。要严格落实发文计划管理和总量管控，让基层干部从冗余的撰写任务中解脱出来，让公文回归“必要、管用、精准”的本质，从根源上压缩抄袭空间。

公文的质量从来与治理效能直接挂钩，唯有既通过制度震慑刹住抄袭之风，又通过减负减文山给干部松绑，让公文撰写回归为治理服务的初心，才能让每一份文件都言之有物、行之有效，让行政沟通真正充满力量与温度。